半岛BOB中部城市崛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联动东西发展，打通南北一体化，还可以贯穿长江经济带，承接分流一带一路的产业转移，同时塑造多个内外双循环的枢纽结点，是中国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理性选择和现实呼唤。
中部城市崛起是中部下一步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理性选择、现实呼唤和最大增长点！
2022年，中部六省GDP约为26.7万亿，占全国GDP的五分之一。中部六省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制造业聚集区，在地理位置上承东启西、融南贯北，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同时，中部地区的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在以内需为主导的双循环格局下，中部城市也是中国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力量。
2000年，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担任组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担任副组长，主导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以拉近中国西部地区和迅速发展的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
西部地区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地形和交通等客观条件制约，经济发展较慢。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持续不断在西部投入了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随着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到位，西部地区的发展条件已得到显著改善。
然而，西部地区市场本身的内需仍旧不足，需要东部经济的带动。据《2022西部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显示，在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的西部百强县中，市民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仅在2.6万元，远低于3.1万元的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西部地区还存在研发经费投入少、创新资源匮乏等问题。根据《2021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西部省份仅四川的研发投入经费达到了1200亿元，位列第九名（未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其余西部省份排名均在15名及之后，后10名中有7个省份为西部省份。
中部城市位置独特，中部城市的崛起可在东西地区的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互动中起到纽带作用。在双循环经济格局和共同富裕的要求下，东西联动需要中部地区的协调与承接，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东数西算等。
1945年，东北工业占到全国工业产值的近85%，是新中国时期的工业重地。然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东北为代表的北方经济逐渐下滑。2012年，在GDP排名前二十名的城市中，北方城市占7位。而到了2022年，排行榜中的北方城市仅剩北京和济南。
2004年，面对东北经济的持续下滑，时任总理提出东北振兴战略，尝试用“新的机制”走出“新的路子”。但由于东北独特的产业基础和工业地位，在意见发布之初，东北城市的政策导向仍旧是以重工业制造为主。
根据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偏离现象及全面振兴的产业政策思考》中的数据显示，在2003年东北振兴政策实行期间，首批振兴东北启动项目中近87%的投资被投入到了原材料工业，近12%的投资被投入到了装备制造业。这种做法在短期内确实促进了东北经济的增长，但却进一步巩固了重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
2003-2012年，以煤炭、钢铁、汽车制造等为主的东北GDP份额由9.3%上升至9.4%，名义GDP年均增速达到16.5%，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随后在2013-2018年间，在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等大环境背景下，东北GDP份额从9.2%下降至6.3%，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对东北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开始显现。
十四五期间，产业转型升级仍旧是以东北为代表的北方经济主要的发展方向。以东北为代表的北方经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不仅要内力推动，还需要外力协助。
随着中部城市的崛起、产业的转移以及交通网络的进一步打通，近一半地盘在长江以北的中部城市，通过自身的发展可以逐渐起到辐射和带动北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型的作用。同时，中部城市可作为重要通道，促进人才、资本、信息等要素北上。以东北为代表的北方经济振兴需要中部城市的衔接与辐射。
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发布，文件中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格局：“一轴”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用，构建绿色发展轴，推动经济由沿海溯江而上梯度发展；“两翼”分别指沪瑞（上海到与云南瑞丽）和沪蓉（上海到成都）南北两大公路运输通道，通过交通互联，增强沿江南北两侧腹地重要节点城市人口和产业的集聚能力；“三极”指的是通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多点”是指发挥三大城市群以外地级城市发挥支撑作用，通过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与互动，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从总体上看，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11个省市，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理板块，连接东中西三大城市上海、武汉和重庆，拥有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占全国的近一半，具有很大的发展优势和发展潜力。
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省作为长江经济带中游段的组成部分，是贯穿东中西三大板块的“必经之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成功实施，需要中部城市的崛起。
随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上升，东部沿海地区的以出口为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中低端制造产业为保持利润空间和价格竞争力，部分产业链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上的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印尼等进行转移。
相对于中国东部地区，这些东南亚国家不仅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更低，且具有较多港口，还不易受到外部的政治影响，在产业转移落地上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产业发展在东南亚国家却面临融资成本高、基础设施不完善、营商环境差等问题。
那么除去外部的政治环境影响，东南亚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成本，一个是出海港口（即交通）。中部城市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企业对以上两方面的需要，还能提供更多的其他价值。
例如在交通上，我国在中部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建设了国际空港，为中部地区对外贸易提供了保障，并呈现出积极的效果。2022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了1.6万列，发送了160万个标箱，通达欧洲23个国家的180个城市，物流服务网络覆盖亚欧大陆全境。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部城市成为了中欧亚贸易往来的重要窗口。中部城市在国际性贸易中具有较好的物流基础。
在成本上，中部城市土地和劳动成本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中部地区的工业门类齐全、劳动者素质高、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优良，能在产业落地和产业发展中起到积极的支撑作用。据2022年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6.1%、35.6%和17.9%。中部地区使用的外资规模明显增长，且增长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已经成为了外商产业转移和投资的承载地。中部城市的发展在一带一路产业转移中起到分流和承接的作用。
2020年，我国开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格局，扩大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中部城市不仅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窗口的角色，也在扩大内需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部地区地域广袤、人口众多。截至2022年底，中部城市凭借全国约10.7%的土地，承载了全国约25.8%的人口，贡献了全国22%的GDP，发展潜力巨大。
同时，2022年中部六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名到17名之间，相比于东部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少一万到两万元。随着中部城市的发展，中部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中部地区的内需潜力将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就地理位置而言，中部地区的交通发达，联通南北东西，在对外贸易、东西联动、南北协调、产业梯度转移等方面发挥着枢纽功能，能够促进跨区域资本、人才半岛BOB、技术、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
中部城市崛起将有利于打通内外双循环的“枢纽结点”，成为中国扩大内需、寻求增量、保证各种生产要素通畅、维护国内国际循环和国内市场稳定的重要区域。
在城市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于产业。中部城市地区广袤、资源充沛、人口众多，具有良好的发展优势。
正如锦坤品牌创始人、新华社品牌工程专家委员和《中部城市崛起》作者石章强所说，在产业转型之际，中部城市的崛起需牢牢把握契机，把握战略规划机遇，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新型农业，形成中部持续崛起的动力来源。
伴随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重塑，我国产业已经开始从低端密集加工型产业向中高端先进制造业产业升级。中部地区各大城市也正呈现出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布局未来产业以提高城市产业竞争力的局面。
以省会城市举例，武汉作为全国三大智力密集地之一，在十四五规划中已体现出了以科技研发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布局，例如打造数个世界级先进产业集群、聚焦基础零部件、研发先进工艺技术、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等等。
又比如合肥半岛BOB，不断坚持创新研发，超前投资新兴产业，已然从以往“不被看好的县城”成为了如今的IC之都。
除了省会城市，部分其他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发展也正向资源高端化利用靠拢。例如郴州利用石磨、有色金属等资源优势，培育出新材料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以及装备制造业三大千亿级先进产业集群。
类似的还有滁州。滁州凤阳拥有丰富的石英矿和二氧化硅，通过将这些材料资源与前沿产业的紧密结合，滁州建立起了覆盖石英砂、硅片、光伏玻璃、光伏电池、光伏组件、逆变器、光伏边框、封装胶膜、光伏电站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打造出了光伏产业集群。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先进制造业百强市（2022）》研究报告表明，截至2021年末，先进制造业百强市总计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近19万亿元，占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的60%以上。一方面先进制造业将趋于常态，另一方面，先进制造业成为了如今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作为全国重要的制造业聚集区，先进制造业在中部城市维持并提高产业竞争力中至关重要，是中部地方经济发展基本盘的重要支撑。
现代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逐渐迈向专业化，生活性服务业逐渐向高品质延伸，并呈现出两个现象：新消费分级和新业态创新。
新消费分级主要体现在消费端。随着交通网络密集化、城乡市场融合化、消费工具网络化、信息交流便捷化、消费内容特色化、企业布局下沉化，消费分级开始成为新趋势。不同收入、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域，都可以在线上和线下上找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
新业态创新主要体现在供给端。现代服务部门通过为生产部门提供技术检测、品牌咨询、工业设计和创意传播等专业服务，协助公司把握市场变化，促进业态创新和技术创新，帮助城市产业提质升级。
城市发展不仅在于城区的发展，乡村发展同样重要。乡村不仅是粮食的生产地，也是重要的文旅空间，更是中部城市近三成人口的所在地。激发农业新业态，带动乡村振兴，同样是中部城市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新型农业通过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国资、农业民企等经营主体，整合资源要素、空间要素、生态要素，形成具有更大规模、更高集约化程度和较高市场竞争力的农业经营组织和新兴的农业业态，并通过规模化经济种植业务和文旅空间业务来实现乡村经济的增收。
例如湖南湘丰村以绿茶产业为核心，依托湘丰集团，整合土地，发展茶旅经济。在此之上，湘丰集团通过雇用村民、租赁土地和与合作社分红的方式，来实现村集体、农民和企业三方共赢。2021年，湘丰村全村有良种生态茶园4500多亩，直接从事种茶、采茶、制茶从业人数占全村总户数的52.3%，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湘丰村所在乡镇的平均水平。
故新型农业不仅能带动乡村振兴，还能促进农文旅升级。
园区在中部城市崛起中担任支撑产业发展、承载产业落地的角色。园区不仅有具备政策优惠的产业园区，也有承载城市功能任务的新城新区，还有以景区、度假区、农业园区为代表的多业态文旅消费性园区。
经开区和高新区作为地方发展产业的前沿阵地，产业落地在经开区和高新区可以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政策优惠。城市通过产业规划，可在经开区和高新区聚集某类主导产业，形成工业聚集，从而快速发展主导产业，带动城市和经济发展。
以武汉经开区为例，武汉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为汽车制造业，在区内建立了以东风系企业为核心、以智新半导体和法雷奥等零部件企业为配套的千亿级汽车集群。2021年武汉经开区全区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产值达2155亿元。在此基础上，武汉经开区还围绕新一代汽车发展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形成了包含296家规上企业和50家左右重点企业的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预计到2025年，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产值能达到3000亿元。
除了经开区和高新区，新城新区也是中部城市发展新型特色产业、延长产业链的重要空间。多地政府都在尝试通过新城新区来实现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刺激地方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带动周边城市发展。例如武汉的长江新区、武汉新城半岛BOB、合肥的运河新城以及长沙的金洲新城等。
而新城新区的建设不仅需要产城融合，还要产消融合。产消融合能使得规划的产业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快速对接消费市场，为产业发展提供生存空间。故产消城一体化要求城市不仅要考虑产业的聚集落地问题，还要考虑人口基础和人口消费问题。
部分城市在做新城区的规划时，会在老城区的基础上做设计。例如长沙的湘江新区，以拥有上百万居民的老城区和大学城为基础，向外梯次拓张，建设国际商务中心、商贸中心、产业发展轴、特色小镇等。这种法不仅完成了规划产业的聚集落地，还解决了人口基础和人口消费问题，避免了各类产业因缺乏人口消费而无法生存，致使新城新区产业结构单一、投资回报不足的困境。
相比于在一片“荒芜”之中建设新城新区，“以老带新，梯次推进”的方法更容易聚集人气，发展新城新区的“成功率”也会更高。
新城新区要做进一步发展，还得顾及产销与城区的融合。譬如湘江新区的特色是什么？能否形成明显的产业特征或者消费特征，从而刺激本地消费，吸引外地消费，聚集更多的配套产业，落户更多外地人口？比方说把湘江新区打造成湖南的“智能应用新区”，将产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并对消费者进行呈现，形成鲜明的城区特征，激发应用创新，那么既可以建立产业高地，吸引顶尖企业投资落地，还可以聚集更多人才，发展更多业态。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升，文旅园区进一步成为了消费者的重要生活场景。根据马蜂窝发布的《全球旅游消费报告2019》报告显示，疫情前的2019年，中国人均旅游消费接近2万元，占生活总消费的30%。度假区、景区和农业园区是文旅活动的载体，也是城市对外呈现城市形象和文化、塑造和打响城市品牌、帮助城市文旅农餐食融合发展的核心空间。
在文化强国的目标引领下，中部城市凭借丰富的文化底蕴以及众多的人口等优势，在国内旅游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3年春节期间，湖北省内A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882.91万人次，滑雪、温泉等主题度假区市场也受到欢迎。除休闲观光之外，旅游景区和度假村还是推广地方特色美食的媒介，例如，长沙的跛子街和武汉的户部巷都是美食爱好者的“打卡地”，对武汉和长沙的特色美食起到推广作用。
乡农体验同样是如今旅游的一大热点。农业园区作为乡农体验的主要场景之一，凭借现代化农业体系，同时具有文旅休闲和食品生产及加工两大功能。通过特色的美食和文化体验，农业园区能够帮助乡村的美食特产和特色文化扩大知名度，树立“一乡一品”乡农品牌，推动乡村经济进一步发展。
城市的建设不仅要产业和园区，城市的发展更需要品牌和IP。中部城市品牌可以通过产业、城市、园区、企业和文旅五个方面进行打造。
作为400多个专精特新企业、300多个行第一品牌、200多个上市公司和100多个城市品牌背后的全国知名的产城园企品牌服务商头牌，锦坤品牌创始人、上海市政府品牌专家委员和《城市品牌顶层设计》作者石章强认为，产业是放大的企业，企业是缩小的产业；城市是放大的园区，园区是缩小的城市，产城园企一体化才能真正地实现消费热闹、IP引爆和产业打造。
产业品牌是“路子”，城市品牌是“面子”，园区品牌是“里子”，企业品牌是“棋子”，文旅品牌是“调子”。企业品牌的“棋子”多了，才有了园区品牌的“里子”，产业品牌“路子”也由此才会越来越宽，产业品牌“路子”与文旅品牌的“调子”融合后形成了城市品牌“面子”。
“五子”品牌看着像是五个分散的个体，但实际又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互为因果，分合联动，密不可分，是中部城市崛起的超级IP。
城市产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撑，产业品牌越响，产业发展的潜力就越大。城市产业品牌依托城市的产业集群，能在周边甚至全国范围形成较高的影响力。判断品牌知名度大小通常使用百度搜索指数。
通过图8-5可以看出，城市品牌高知名度的背后是发达的产业经济。而产业经济的背后，又是特色显著的产业品牌。
例如，合肥作为全国的IC之都，围绕“合肥芯”“合肥产”“合肥用”的全链条产业集群，吸引了大量上中下游产业链相关企业，是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速度最快、成效最显著的城市之一。
又比如武汉，武汉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作为中国三大智力密集地之一，通过专家引领、基地带动、产研学结合，成为了中国光电子、大健康等前沿新兴产业领域专利研究和应用的重要科创之城，也由此聚集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打造了三大世界级的先进产业集群、四大国家级的产业基地以及四大国家级的战略产业集群。武汉以产学研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品牌特色明显。
产业品牌对城市产业经济发展具有驱动作用。而如今中部城市的高端产业规划有趋同倾向，产品品牌难以建立。在此情况下，中部城市的产业发展和破圈需要城市在周边范围甚至全国范围内，树立具有鲜明特征和不同驱动逻辑的产业品牌，以形成差异化的良性竞争。
城市品牌是城市内部市民和外部公众对城市的统一的形象认知，中部城市的崛起需要打造城市品牌。
城市品牌的建设要根据城市的特征（如文化特征、产业特征），树立鲜明、特色的城市形象，打响城市知名度，以吸引投资、旅游、产业、人才等。
城市品牌的呈现在于城市的口号和符号。例如，网红城市长沙，自2013年以来一直喊出“快乐长沙”的口号，围绕生活成本低、幸福度高、网红打卡圣地等要素，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文旅相关产业“遍地开花”。2021年，长沙在中国城市品牌影响力指数排名中位居第15位。
又比如武汉，拥有“天下第一桥”长江大桥、“天下第一楼”黄鹤楼、全国先进的光电子产业集群、双一流顶尖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科大等标志性符号，是人们谈及武汉的第一印象。2021年，武汉在中国城市品牌影响力指数排名中排名第8位。
城市品牌的建设涉及方方面面。总体来看，城市品牌的“面子”需要文旅品牌的“调子”，企业品牌的“旗子”，园区品牌的“里子”和产业品牌的“路子”做支撑。
园区作为品牌经济的承载空间，城市的崛起应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打造更多优质的产业园区。优质园区包括国家级高新区、国家级经开区、国家级5A景区以及国家级综合保税区。国家级高新区和国家级经开区涉及城市的产业经济，国家级5A景区和国家级综合保税区涉及城市的文旅消费。
通过中部六省会城市的对比，可以看到这些优质的国家级园区对城市影响力的带动作用明显。优质园区由于本身的属性、引进的企业、覆盖的范围、囊括的人群、发展的空间、知名度大小等原因，会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故园区不仅仅对城市的产业发展息息相关，对城市的品牌影响力的建设也大有帮助。从图8.6中可看出，城市的优质园区数量越少，城市品牌知名度越低。
企业品牌对城市品牌的打造同样深远。一方面，有影响力的企业可以带动城市产业上中下游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影响力企业品牌还可以帮助城市做强有力的传播。例如武汉的周黑鸭和长沙的臭豆腐，当这些带有城市名字的连锁品牌在全国进行推广的时候，这些连锁品牌同时也在推广城市品牌。
通过对城市的规上企业总数、上市企业总数与城市品牌知名度做分别对比，可看出企业品牌并非仅要求企业规模越大越好。在图8-8中，规上企业总数高的城市，城市品牌知名度可以很低，规上企业总数少的城市，城市品牌知名度可以很高。
故能够有效助力城市品牌传播的优质企业品牌还要至少满足以下两点：1.要直接面对消费者2.要能携带城市特征或城市名字。满足这两点需求的品牌通常为与大家日常生活、生产、生态有关的“三生”品牌。例如地方小吃品牌由于需要强调美食的独特性和正宗性，总是会在品牌前面添加城市的名字，这样品牌在宣传过程中，还能提高城市知名度。
对一个城市来讲，这些携带城市名字的企业品牌的旗子越多，城市品牌的曝光率就越高，城市品牌的知名度就越大。
郑州的少林寺、长沙的橘子洲、武汉的黄鹤楼、合肥的巢湖、南昌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中部地区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充分挖掘文旅资源，建设文旅品牌能够帮助中部城市快速出圈。文旅品牌的“调子”在于文旅IP的打造与引爆。
建立文旅IP要根植于城市的优势特色文化或者特色旅游景点，例如郑州的嵩山少林文化、黄帝文化；武汉的英雄文化、黄鹤楼文化；合肥的包公文化、三国文化；长沙的都市文化和文娱文化等等。选定文旅IP后，还要对IP进行引爆。体验经济下，IP的引爆可以通过节庆、赛事、会展等来体现和打造。
文旅品牌的建立和引爆在于通过这些具有吸引力、传播点和认知基础的文旅品牌和活动，将城市品牌做广泛的传播。文旅品牌的“调子”越高，城市品牌知名度越大。
近十年中部城市发展迅速，武汉、合肥、郑州、长沙四个省会城市GDP均超万亿，其中武汉正在冲向2万亿GDP。除强省会城市之外，中部六省还在规划副中心城市，县域经济也在积极发展。中部地区整体经济格局正在向优质化、高端化和全面化转型升级。
到目前为止，我国总共有9个国家级都市圈，除了重庆都市圈之外，其他8个都市圈都是省会都市圈。与中心城市阶段不同，中心城市阶段表现为集中要素、发展做大，而都市圈的概念则在于以中心城市之强来辐射带动周边区域的共同发展，更加强调辐射作用。已成势的武汉、郑州是如此，渐成势的长沙、合肥亦如是，正蓄势的南昌和太原也亦然。省会不强，难以强全省。
以武汉都市圈为例，武汉都市圈以武汉、黄石、鄂州、黄冈等9个城市组成。2023年2月，武汉发布了《武汉都市圈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从交通上看，都市圈要建设综合交通网络，打造一小时通勤圈，打通经济要素流动。从产业上看，武汉领衔与各市共建高水平实验室和国际先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以加强地方科技实力、提高地方创新水平。
此外，武汉还将一般制造业向周边城市转移，形成主链在武汉、配套在都市圈，融资在武汉、投资在都市圈的一体化产业发展格局和各市分工协作的产业布局。例如在大健康产业上，武汉以武汉生物产业基地为龙头，支持咸宁发展护理康养产业。
中国九大都市圈大多数处于在全国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北部地区，中国十大国家级城市群亦是如此。可看出省会城市在中部城市崛起中的带动作用和战略作用。
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战略是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战略的内容之一。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最高领导通常由省委、省政府领导兼任，是省域的第二大增长中心力量。
中部地区省份的省域广阔，中心城市的协同辐射由于地理限制，更多只能在都市圈内发挥作用。对于更加偏远的区域，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省份通过政策资源倾斜，打造省域第二大中心城市，可作为省域经济平衡的战略延伸。
副中心城市出于辐射目的，通常所在地距离中心城市更远，所在地周边欠发达乡县更多。副中心城市的打造能够帮助提高省份的城市化率、协调城乡关系、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从这点上看，安徽最新规划的副中心城市芜湖有点“手短”了。从中长期来看，安徽或将在安徽的北部地区中再选择一个副中心城市。
在副中心城市的选择上，至少还需要其他满足四个条件，第一是城市具有完善的交通网络基础，使得各类生产要素等可以有效沟通。第二是城市的综合实力在全省前列，且上升势头强劲，具备产业优势和人口优势。第三是城市的营商环境要利于新项目的投资落地，并且能够有效吸引配套产业，发挥投资作用。第四是城市要有一定的科研实力，人才引力强，能够起到帮助自身及周边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
芜湖作为安徽省的全国通枢纽城市，是长三角地区连接中原城市交通网络的途径之地，具有交通优势。同时芜湖在地理位置上接壤马鞍山、宣城、池州、铜陵南部四城，且临近黄山北部，周边可辐射范围广。
在产业上，芜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2022年，芜湖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5.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47.6%，高出全省水平6个百分点以上；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增加值突破2000亿元，汽车制造业销售总量全省第一。
在营商环境上，芜湖通过“畅聊早餐会”“1%工作法”“容缺受理”和7×24小时“随时办”等办法，成为了安徽省营商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2022年，芜湖市新签约的亿元以上项目的达695个，新增企业主体达2万户，市常驻人口新增近6万人。
在科研上，芜湖在2022年的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城市GDP的3.48%，居全省第一；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59.5件，连续11年全省第一。人才引进数量也是翻了两番。
芜湖虽然“手短”，但城市本身的确是安徽副中心城市的最佳选择。有了合肥的辐射和芜湖的带动，安徽南部城市崛起也只是时间问题。
2022年，《赛迪中部百强县榜单》发布，赛迪研究院将中部各县市从经济实力、增长潜力、富裕程度、绿色水平四个维度进行排名。榜单中，河南省的县市入榜数量最多，共有30个县市入榜。湖北、安徽和湖南三省的县市入榜数量相当，分别为22个、21个和20个。江西省与山西省也分别有6个和1个县市入榜。河南、湖北、安徽、湖南四省的县域经济发展较好。
百强县市通常凭借产业基础优势、生态资源优势、地理区位优势等，积极推动现代化、高端化的产业转型，延长产业链条，加强科技属性，在省、市总体的产业转型中起到推动作用。
例如湖南的浏阳市，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智能装备、新材料、烟花爆竹等领域积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通过园区产业规划、企业引进、与研究机构合作等方式，浏阳市吸引培育了高新技术企业565家、省级市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273家，打造出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两大具有千亿产值潜力的产业集群。
中部崛起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巨大，既是国内大循环、国际国内双循环体系的关键节点，又是中国未来在应对全球复杂局势的重要依仗，更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大国经济和强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部城市崛起不仅有方向可依，更有方法可循。更重要的是中部城市崛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的中国意义，不仅可以打通南北经济一体化的辐射作用，还可以贯穿东西长江经济带，也可以承接分流一带一路的产业转移，更是内外双循环的枢纽结点和中心承载体，可谓是中国下一步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理性选择、现实呼唤和最大增长点！
2024年3月20日，在长沙考察期间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一系列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强调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总理座谈会专家、全球城市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上海交大教授陈宪与锦坤品牌创始人、上海品牌委秘书长、国家名片提名人和终审评委石章强历时近五年的研究和实践成果《中部城市崛起》作为上海交大出版社2024年重磅图书同日全国首发。
座谈会专家、上海交大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陆铭和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等隆重推荐《中部城市崛起》，专业论述了中部6省28城崛起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落地，尤其值得中部6省每一个城市主政者和管理者学习和实践。
本书《中部城市崛起》从历史变迁、区位空间、政府政策、产业发展、品牌突围等方面对荆楚区域、潇湘四水、三晋大地、中原古城、赣鄱流域和皖江两岸等各个经济区块和主要城市进行了方向拆解、路径设计和方法指引和，并讲述了中部城市崛起的中国意义和未来价值。
消费热闹、IP引爆和产业打造已为当下各类各级城市发展的超级秘码。本书从城市的产业、园区、品牌等角度，对中部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产城园企一体化的方法指引和想象空间，城市已成为产业、园区和企业的最大发展载体和超级IP！
当然，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由于具有不同的经济环境、地理区位、文化属性、战略机遇和产业优势等等，往往在政策上需要采取一些倾斜性政策和个性化设计，故在借鉴、学习和采纳本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及体系的过程中，各城市还应因地制宜和实事求是，只要抓住了产业、园区和品牌的三大重要抓手，中部城市崛起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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