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BOB在评估战争潜力的时候，将制造业产出分为资本货物和消费品，要比只看产量更能说明问题。
因为生产工业、农业、贸易和运输设备的资本货物工业，只要稍加调整，便可照样顺利地生产军事装备和车辆。因此，每一个强国经济中的资本货物部门的规模便反映出该国的战争潜力，这比制造业总产量所反映的准确。因此，恰当的做法是首先调查一下相当发达的资本货物部门赖以生存的条件和基础是什么；其次，该部门在每一个国家里以及同全世界总产出相比而言究竟有多大。
在自发的工业化条件下半岛BOB，如同较老的工业国成长的特点那样，资本货物工业是在消费品工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建立的。在消费品工业对机器的需求足够大的时候，生产机器才有利可图。但这不是唯一的发展模式。例如在国家指导下经过审慎计划进行工业化的条件下，就像苏联在30年代独具一格的情况，资本货物工业的发展先于而不是后于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形成相当发达的资本货物部门的核心的，是钢和生铁工业，这两者又主要依靠煤和铁矿石。生铁工业多半设在煤和铁矿石最便于调集的地点，或是靠近煤田，或是靠近铁矿，或是在这两种原料中心中间的水路和铁路交通线上。
一般地说，有效需求的结合——不论是自发的还是国家指导的，以及可以得到的煤和矿石资源的结合是世界铁工业集中的原因：（1）以煤为基础：鲁尔、比利时南部盆地、英格兰中部、顿涅茨和库兹涅茨地区以及宾夕法尼亚西部（匹茨堡周围地区）；（2）以铁矿石为基础：法国洛林、亚拉巴马（伯明翰周围地区）以及俄国的克里沃罗格和乌拉尔地区；（3）以煤和铁矿石中心之间的水路和铁路为基础：莱茵兰、美国东海岸和中西部（芝加哥周围地区），在俄国的亚速海上（靠近马里奥波尔）以及横滨—东京、八幡和神户—大阪地区。美国和苏联是面积广袤的大陆国家，煤铁矿藏丰富。德国和联合王国也恰好拥有巨大的煤矿储量，而法国则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因此，生铁工业发展的根本条件在上述五国都已具备。
但是即使在既极缺煤又极缺铁矿石的意大利和在有一些煤但几乎没有铁矿石（在获得满洲以前）的日本，生铁生产也在小规模地进行。虽然德国和英国的生铁工业依靠进口矿石，法国的生铁工业依靠进口煤，德国和英国的矿石需要却不是从法国那里得到满足的。在30年代后期，德国一半以上的铁矿石是从瑞典进口的，从法国和卢森堡进口的不到1/3；英国进口的铁矿石几近一半是来自西班牙，还有从斯堪的那维亚和北非的进口各占1/5。这还不是全部，因为德国从法国进口的矿石主要运往萨尔地区的铁厂，该地区于1935年重新并入帝国，而瑞典矿石供应鲁尔、莱茵和西里西亚地区的铁厂。从军事观点来看，有一点很重要，即德国在鲁尔的巨大铁工业对法国矿石的依赖程度要低于法国工业对鲁尔煤和焦炭的依赖程度。
钢生产的地理位置大体上取决于生铁工业的位置，除非钢厂是以熔炼废金属为主。这种例外对日本和意大利具有重要意义，这两国的钢产大部分基于利用进口的废金属。虽然德国（英国也是如此，但法国不是）炼钢的标准原料成分是65%的生铁和35%的废金属，废金属对选择炼钢厂的地理位置的吸引力不大：首先，因为生铁仍然是钢生产的决定因素；其次，因为废金属在德国钢生产中心自然增多；第三，因为废金属进口的范围，一般来自美国、比利时和荷兰，经过江河和运河到达德国生铁中心。由于水路运输的费用比铁路便宜，进口废金属不会明显影响钢厂的位置，钢厂大都设在距离生铁中心最近的地方。
鉴于这些包括煤、铁矿石、生铁和钢的重工业在任何国家的经济中对于基础牢固的资本货物部门来说所具的重要性，所以所有强国除美国和法国外都在30年代提高了它们在世界重工业产出中所占的份额，这一点便意义深长了。显然，正是苏联表现出在重工业原材料的生产方面增长最为显著。20年代末期，它在重工业原材料生产国中名列第四或第五位，而在30年代已在铁矿开采方面占第二位，在生铁和粗钢生产方面占第三位。在它的重工业巨大增长的同时，它的生产中心向东移了。显然是军事上的考虑起了几分作用，才有意鼓励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建立生产中心。这两个地区在1938年占俄国钢产量的近1/3，而传统的乌克兰生产中心约占一半。钢产量增长极快，速度仅次于苏联的是大日本，这多半是由于开发了满洲。
大德国在1938年的钢产量为2200万吨，超过英法两国钢产量总和有1/4；而以钢的实际产出计算，虽然不是以其生产能力计算，大德国已接近于美国的产出。德国按人口平均产量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高。德国钢的实力还有另外两个特点：首先，钢产出上升时出口却下降，所以可供国内之用的钢由1929年的1 020万吨引人注目地增加到1938年的1880万吨。因此，在纳粹统治下国内用钢量几乎增加了1倍。其次，德国像苏联一样，目的在于将它的工业在地理上进行重新布局。它计划疏散位于帝国西部和东部边境的鲁尔和西里西亚的两个重工业中心，而在德国中部的汉诺威—不伦瑞克地区以低品位矿石资源为基础建立战略上更为安全的中心：1937年在该地区建设赫尔曼·戈林帝国工厂的工程开工了。
预期“新的高炉生产的生铁将占到目前产量的33%或未来产量的25%，由于德国的铁工业作了这一地理上的重新布局，重大的军事—政治需要便会得到满足了”。因此，苏联和德国重工业有计划的重新布局反映了这两国重视资本货物工业原料基地的安全。但是七国中每一国工业结构中资本货物部门究竟有多大？一切证据都使人想到德国的罪大。将金属物资、光学、工程、造船、车辆和化学工业都列为资本货物工业，加上部分重工业（即生铁和粗钢），1937年整个制造业产量中资本货物部分所占份额，大体上是德国51%，美国48%，联合王国44%，日本40%，苏联39%，法国和意大利各为37%。
德国以其制造业结构中最大的资本货物部门占显著领先地位，这说明在30年代末期，它已比其他强国更多地使自己的工业经济适合最大限度的战争潜力。因为正是这些工业的产品最容易转变成武器。不过，用这个比较作基础，美国并不落后于德国多少。而且，考虑到美国利用生产能力还没有达到德国利用的程度，它的制造业产量3倍于德国，美国军事潜力的绝对和相对优势都毋庸置疑。但是以美国和联合王国为一方，以苏联和德国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这对于德国的地位赋予特殊意义。从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末期，在美国和联合王国累积制成品的流量中资本货物所占份额几乎没有变化，而苏联和德国都有了相当大的增长。
苏联的军事潜力在1928年构成总产量的20%，到1937年增加到39%，而德国在同期却从41%左右上升到51%。正是像在1928年德国经济那样完全成熟的状况下，这一向资本货物转移的做法明显反映了国家社会党政策对德国工业的冲击。通常资本货物，尤其是机械产品的流量的大部分，是用来更换工厂和设备，或是扩大生产能力的；这不仅对于有军事潜力工业是如此，而且对于消费品工业亦然。因此，像苏联这样正在工业化的国家里，需要增加资本货物的流量以便创造更大的生产能力，而生产能力的扩大又是增加资本货物流量的必要前提。纳粹德国的情况则十分不同。那里，业已大大增加的资本货物流量不是用来建立和扩大现有的生产能力，而更确切地说——其中之一——是用于积聚军备。
这一事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反映了德国领导人所希望发动的那种战争的性质，这可以大体阐明如下：资本货物流量增加了60亿马克，从1928年的117亿马克增加到1937年的176亿马克。同期德国工业投资总额只增加2亿马克，达到1937年的28亿马克。由于资本货物工业的投资总额增加5亿马克达到22亿马克，足见军事潜力工业生产能力的微小发展，也主要靠撤掉消费品工业的投资（大约为3亿马克）的资助。用德国工业重新武装的最高负责人托马斯将军的话来说，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直到1937年还几乎没有从创造军备“能力”意义上讲的“深度军备”，而毋宁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在立即可用的已造好的武器上面，也就是“广度军备”。
不过，德国认识到：武器的流量，尤其是武器的最终使用，也许会由于国内缺少铁矿石、石油、橡胶和有色金属而受到阻碍。这个认识导致某种“深度重新武装”。这最早在1936年德国的四年计划中提出，1937年积极推行；那一年就加速研制使用轻金属及其合金来取代铜及其合金，研制煤的氢化以取代矿物油，研制丁钠橡胶的合成生产以取代橡胶。军事潜力工业的投资总额由1937年的22亿马克逐步上升到1938年的29亿马克和1939年的36亿马克，表明开始脱离德国重新武装运动集中于军备本身而不是军备的生产能力的基本特征。
但是在1937年德国的军事潜力同其他大国的军事潜力相比，情况如何呢？在大国之间资本货物生产分布中，它的相对实力又是如何？在世界资本货物产量中七国的共同份额约90.5%，在1937年德国的产量不仅与法国和英国的总和相等，而且超过了苏联的产量。确实，在1938年当上述两个西欧国家的总产量略有下降的时候，大德国对它们的优势又进一步扩大了，而按照人口计算每人平均产量来衡量，它在军事潜力方面居于无可匹敌的领先地位仅次于美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