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BOB内容提要：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侵略当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为新中国的巩固、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陆续公布和解密了一批有关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的历史档案，翻译出版美国、韩国、日本等学者研究著作的增多，研究中出现了许多不同认识。中国人民为进行这场战争付出了重大代价和牺牲，应对这场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和积极意义给予正确评价。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侵略当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为新中国的巩固、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半岛BOB。中国人民为进行这场战争付出了重大代价和牺牲，对这场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和积极意义应给予正确评价。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陆续公布和解密了一批有关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的历史档案，翻译出版美国、韩国、日本等学者研究著作的增多，国内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热潮一直不减，200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时达到高潮。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随着研究热潮的兴起，也出现了许多不同认识，本文试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的焦点问题作如下归纳介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总体评价问题没有反映出不同认识。学者们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是必要的、正义的，中国人民取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所得远远大于所失。90年代中期以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中对抗美援朝战争总体评价出现了不同认识，主要表现为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问题，二是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问题。这是紧密相连的两个问题，也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抗美援朝战争研究中最突出、最大的焦点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全面质疑、全盘否定抗美援朝战争，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发表在广州《随笔》杂志1999年第6期上的《真相》①一文。只在一些场合和在网络媒体上表达这种认识而没有公开见诸报刊的更多，不仅有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且也有中老年人和社会政治地位较高的人。持这种认识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了解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更谈不上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史。持这种认识的人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中国和持有政治偏见，甚至全面崇拜美国和对霸权主义行径大加赞赏的人，凡是和决定做的事情他们几乎都持否定态度；另一种人是纯属不了解历史情况，基本上只是凭感觉、想当然的一种认识。
全面质疑、全盘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意见，一是不了解出兵抗美援朝是中国对美国当局干涉中国内政(派空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派海军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和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对中国大陆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一种有效反应。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曾多次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并强烈要求美国空军、海军舰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抗议美国侵入朝鲜的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镇乡村的轰炸扫射，要求美国军队撤出朝鲜，但都没有明显效果。周恩来曾说：“过去我们是管过理过的，例如向联合国控诉等。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应有新的决策。”[1]这个“新的决策”就是出兵抗美援朝。二是不了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一个整体，出兵抗美援朝是为了支援朝鲜，同时也是为了保卫中国的国家利益，救邻也是为己，如果不出兵抗美援朝，占当时中国重工业基地一半的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南地区能安心生产吗？不出兵抗美援朝，刚刚得到解放的中国大陆局势能够获得安定吗？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巩固吗？所以抗美援朝的总方针、总政策、总目标和中心动员口号叫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三是不了解积贫积弱的新中国居然打败了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以前，包括当时苏联在内，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对中国给予正眼看待，而经过这场战争，不但美国而且整个世界都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美国不但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大国，而且再也不敢轻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能力。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扬眉吐气，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经过这场战争，中国赢得了长期进行和平建设的环境。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就连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政论家、学者和具有官方性质的研究成果都是充分肯定的。
另一种不同意见是虽然肯定中央决策出兵有合理性，承认这场战争对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巩固新中国政权有作用，但认为“决策失误”，“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为这个胜利“付出了不必要的过量的代价”。持这种认识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200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尤其是其中的“余论三”——《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该书作者认为，抗美援朝决策失误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是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严重负面影响；二是造成了中国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三是对统一祖国大业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四是消除了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2]书中虽未直接说出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是“得不偿失”的结论，但这个余论通篇都是指责、否定的口气，实际上是基本否定了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而全盘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意见，也是从该书所谈这几个严重“后果”得出的半岛BOB。如何认识这些所谓严重“后果”，笔者曾撰写《如何评价抗美援朝战争》一文，发表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7期上，这里不再赘述。
抗美援朝出兵决策是以为主席的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次研究讨论，以政治局扩大会议形式形成一致意见作出的。为什么决策出兵，1951年10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已作了明确阐述，指出：“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出兵决策的不同认识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种认识认为，中央决策出兵是斯大林鼓动和压力的产物，而且是个人的决断。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文章是前文提到的《线期的《斯大林力主中国出兵援朝——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针对这种观点，笔者曾先后在《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和《军事历史》2000年第4期发表《志愿军赴朝作战是中央的自主决策》两篇文章专门作了阐述，这里也不再赘述。
另一种认识不但把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归结为的个人决定，而且认为决策出兵朝鲜的动机“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的考虑”。这是前文提到的《、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余论三”的基本观点。该书作者对的决策动机作了几条分析后说：“归结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地反映了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三者构成了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2](pp.347，351)虽然该余论中说中国出兵朝鲜有合理性，但其上述观点实际上完全否定了决策出兵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第一，中央出兵决策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体研究讨论作出的，不是一个人作出的，否则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不会至少召开三次会议才作出决策。第二，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年，国家状态千疮百孔，面临的情况相当严峻，虽然在党内已具有任何人无法相比的威望，但这时的作风还是比较民主的。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专门指出：“建国初期，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是很谨慎的，对不同意见也很尊重”，并特别举例关于新区土改保存富农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4]当时参加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决策的人都是敢讲真话的，否则在作出决策前也不会是多数人主张不出兵或缓出兵。无论赞成出兵的意见或不赞成出兵的意见，都是党内民主的体现，都是正常的，况且无论哪种意见都是出于对党和国家利益负责的考虑。第三，当时中央作出这个决策是很难下决心的。周恩来后来说：“当着朝鲜正受到美帝国主义摧残的时候，美国侵略军越过了三八线迫近鸭绿江的时候，那时下这个决心，在我们革命的进展历史中是很不容易的。下这个决心，在当时的情况有许多顾虑，而且从过渡时期来看这些顾虑是合乎实际的。”[1](p.137)后来也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5]最后政治局还是一致赞成出兵援朝。第四，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有意识形态因素，但绝不是决策动机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主要从国家利益考虑，而主要从意识形态角度考虑决策，那么中央政治局就难以甚至不能形成一致意见，即便当时能形成一致意见，事后也会有当事人对此提出质疑。而事实是从决策作出后，无论当时参加会议的当事人，还是后来历届中央高层领导，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当时决策的必要性、正确性提出疑义，这更说明中央出兵援朝的决策不是的个人决断。
这应该是两个问题，一是该不该越过三八线作战问题，二是谈判时机选择问题，这两个问题紧密相连，所以笔者在此将其作为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一种意见认为，1950年12月上旬，联合国13个亚洲国家代表呼吁中国和朝鲜将部队停止于三八线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通过美国投赞成票的先停火后谈判的“五步方案”，这时对朝鲜和中国方面来说是停战谈判最有利的时机。一是因为这时志愿军已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或三八线年朝鲜停战时战线停在三八线附近相比较，至少当时可以实现严格的三八线停战，甚至可以将停战线划在三八线与三七线之间的某条线上，与其如此，何不当初停战，为什么还要打过三八线以南，并且战争又打了两年半左右；二是因为“五步方案”中提出，一旦实现停火，则在联合国设立适当机构，依照联合国规定使包括和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在内的远东问题获得解决。但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越过三八线进行了第三次战役，中国政府拒绝了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从而丧失了这个有利时机。这个观点主要表现在发表于《百年潮》1997年第3期《朝鲜停战内幕》一文和《、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中。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一则此时美国在朝鲜的军事目标是武装占领全朝鲜，而不是三八线，更不是三八线以南的某条线，在战场上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严厉打击，从鸭绿江边败退到三八线甚至三七线附近，但美国并不甘心失败。二是美国当局当时只在意停火，而不在意谈判，即便真的谈判也不会谈及任何实质性问题，而是进行无限期的拖延。三是美国的真实目的在于争取时间、整顿军队，以利再进，所以中国政府只是拒绝了先停战为后谈判的原则，而对“五步方案”的其他内容还是提出了建设性的主张。然而，美国坚决反对中国的主张，迫不及待地操纵联合国大会于2月1日通过由美国等国提出的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这说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大门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关闭的。也就是说，从战场形势和美方意图看，美国当局这时根本不想谈判解决朝鲜问题，当然更不想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这时还不是谈判时机，更谈不上中国坐失或错过了这个有利时机。直到1951年5月美国当局调整朝鲜战争政策，放弃武装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谋求通过停战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停战时才真正有了进行谈判的时机，7月10日战争双方开始进行停战谈判。
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于1951年4月22日发起，至6月10日前后结束，历时50天，战役的结果是志愿军和人民军将“联合国军”从三八线附近地区打退到汉江南岸地区，但又被“联合国军”推回到三八线南北地区，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歼灭“联合国军”8.2万余人，自身作战减员8.5万余人，且志愿军第180师损失严重。一种观点认为这次战役，没有实现预定目的，并且双方人员损失我大于敌，因此是一次失败或失利的战役。这种意见主要表现在某些场合的议论和一些小报上。另一种观点认为，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虽未实现计划歼敌目标，但将“联合国军”从三八线附近打退到汉城和汉江南岸一线，保持了主动进攻的有利态势。第二阶段圆满实现了歼敌目标，歼灭南朝鲜军约3个师的大部分，只是第二阶段作战结束时，决定主力向后转移、准备休整的计划不够周密，对“联合国军”立即发起全线反扑估计不足，造成主力转移初期的一度被动和混乱。但志愿军主力停止转移而转入阻击后，直至“联合国军”停止进攻，基本将战线控制在预计的下次战役攻击发起线，经过这次战役，美国当局才调整了朝鲜战争的政策。因此认为第五次战役是一次胜利的战役，但胜利不圆满。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6]和《抗美援朝战争史》[7]等持这种认识。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和《抗美援朝战争史》以及有关学者的专著或文章中，都利用中国方面档案文献说明美国确实在朝鲜战争中实施了细菌战，中央和也确实按美国实施细菌战作出判断和采取措施，同时利用舆论工具对美国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控诉。但是美国官方一直否认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说这是中国搞的“宣传战”，是“传统式的天大谎言”，[8]美国一些学者的著作中也说这是中国方面搞的“宣传攻势”[9]；美国官方一直没有解密有关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档案。1998年1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了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收集的未经证实线份档案摘抄件，内容为：朝鲜战争期间，苏联顾问曾协助朝鲜方面“伪造”控诉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证据，而中国政府提供了关于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虚假”情况。于是有的中国学者不但对美国是否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表示质疑，而且在给有关部门和高层领导的材料中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国、朝鲜、苏联三国政府共同发动的政治宣传，其目的在于迫使美国改变在停战谈判中关于战俘处理原则上的立场”。已有学者针对这种认识在《军事历史》2008年第2期发表文章，笔者也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发表文章谈了看法。
朝鲜停战谈判的实现是战争双方在战场上实际较量的结果，实际上也是美国当局羞羞答答承认其在朝鲜战争中失败的一种表现。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先后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配合谈判发动的1951年夏季和秋季局部攻势，以及其空中力量发动的“绞杀战”。到1952年春季和夏季，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巩固阵地的同时，积极开展挤占敌我中间地带和攻取敌前沿班排支撑点的战术行动，将斗争焦点推向“联合国军”的阵地前沿。1952年秋季在全线实行具有战役规模的战术反击作战，对“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60个阵地发动攻击77次，几乎是攻则必克，攻则必歼，并且巩固占领阵地17个。“联合国军”对志愿军以一个连防守的上甘岭以南两个阵地发动了金化攻势，先后动用3个多师6万余人、300余门大炮、170余辆坦克和3000余架次飞机，攻击40余天，却只占领两个阵地的表面阵地，后又被志愿军反击全部夺回，“联合国军”伤亡2.5万余人，寸土未得。志愿军越战越强，越战越主动。美国和韩国方面编写的带有官方性质的战史也承认，“联合国军”在地面战场的正面战线年志愿军在完成侧后海岸防御“联合国军”登陆的准备后，解除了后顾之忧，便从5月中旬开始，以打促谈，放手作战，作战规模从攻击“联合国军”排连阵地扩大到攻击其营团阵地，促进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为惩罚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破坏谈判协议的举动，志愿军于7月13～27日举行的金城战役，一举突破南朝鲜军4个师防守的正面25公里坚固阵地，突入纵深最远达18公里，歼灭5.3万余人，夺取阵地160余平方公里。当时，美国当局和“联合国军”一方面给李承晚集团施加压力，另一方面“联合国军”总司令及其谈判代表，对朝中方面提出的朝鲜停战后美国和南朝鲜方面是否能遵守停战协定的诸问题一个一个作出保证，并请求朝中方面尽快签署停战协定。朝中方面将“联合国军”的保证与其核实后公之于世。1953年7月27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朝鲜战争结束。这些表明，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主动权均在朝中方面，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都对朝中方面有利，但刊登在《百年潮》1997年第3期上的《朝鲜停战内幕》一文却认为1953年朝鲜停战“对中国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关于上述抗美援朝战争中具体问题的不同认识，除反细菌战问题是关于史实上的不同看法外，其他几个问题在史实上基本相同，但在看法和结论上分歧较大。还有其他一些具体史实问题众说纷纭，笔者已撰写《有关抗美援朝战争以讹传讹的几件事》和《关于抗美援朝几个史实的辨析》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百年潮》2010年第3期和《北京日报》2010年7月5日第20版《理论周刊·文史》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