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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BOB1953年梁漱溟称农民生活太苦毛主席大怒: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

2024-09-25 阅读次数:

  半岛BOB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是一位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然而他的大名为世人所熟知,是因为他和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交往,今天帝哥就来说说和梁漱溟的故事。

  1893年,梁漱溟出生于北京,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并投身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佛学。1917年,24岁的梁漱溟受到蔡元培的赏识,应聘到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不久以后,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也来到北大哲学系任教,他和梁漱溟一见如故,成为了忘年之交。

  1918年初,来到北京,他经杨昌济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白天在图书馆工作,晚上就住在杨昌济家里,梁漱溟经常晚上去杨家拜访,他总会见到一位高个子青年前来开门揖客,但他始终没有询问过对方是谁,更没有想到对方就是后来成为中国一代伟人的。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参议会”,梁漱溟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也被邀请参加。此后随着日寇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梁漱溟对深感失望半岛BOB,他产生了去延安看看的念头,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合作,蒋介石便同意了梁漱溟的请求。

  1938年1月,梁漱溟抵达延安,亲自会见了他。对梁漱溟说的第一句话是:“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的一番话,唤醒了梁漱溟对往事沉睡的记忆,他连声说:“是的,好记性,有这事,有这事!”

  随后谈话转入正题,梁漱溟问:“我对当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我这次来延安,就是向您来讨教的。”

  回答说:“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随后,十分详尽、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问题,他讲得头头是道,令梁漱溟感到敬佩不已。

  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后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半岛BOB。梁漱溟后来回忆说:

  这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的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出任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3月12日,约见梁漱溟,并劝他说:“你可以参加政府吧?”梁漱溟却说:“把我留在外边不好吗?”梁漱溟的答复显然出乎的意料,他的脸上显露出不悦之色,但最终还是没有强求。

  1952年8月7日,再次约见梁漱溟,梁漱溟称自己对巴甫洛夫很感兴趣,想去苏联进行学术研究,摇摇头说:“这不合适,人家会问,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我看你还是在国内继续走走看看,我可以通知各地的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资料和方便。”

  两天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来问梁漱溟:“梁先生什么时间出发?”梁漱溟却以身体不适推辞了,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依然我行我素。”

  1953年,梁漱溟终因“我行我素”与发生了公开争执。这年9月,全国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梁漱溟是列席者之一。9月11日,梁漱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近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水平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搞建设如果忽略或遗漏了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之所以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希望引起政府重视。

  听了梁漱溟的这番话后,很不高兴,认为他有挑拨工农联盟之嫌。第二天,在会上即席发言说: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了美国人。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的话虽然没有点名,但梁漱溟知道这就是冲着他来的。从此以后,梁漱溟仍然当政协委员,但他和的来往就此结束了。

  尽管梁漱溟和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他对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对的拥护、对的钦佩确实是发自内心的。1960年9月,梁漱溟的孙子出生,他亲自为孙子取名为“钦东”,意为“钦佩”半岛BOB。1961年,梁漱溟写了这么一段话:

  很久走着下坡路的中国人,自从全国解放后扭转过来走着上坡路,领导何以这样得法而竟收功若此?

  1986年,当有人向梁漱溟重提1953年的往事时,已经93岁的梁漱溟悔恨不已,他感慨地说:“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平心静气而论,这些气头上的话,大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毛主席已经故去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