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BOB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国资报告》2024年第十期推出特别策划文章《筑基中国式现代化——国有经济跃迁升级之路》，从“区域布局”“产业结构”“产业层次”三个维度，深入探究国资央企持续推动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推动国有企业更好履行战略使命、国有经济加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上取得突破和成就。小新分三篇，为您连载此文。今天为您带来文章的第二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经济基础薄弱，工业体系残缺不全。如何在短时间内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国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
钢铁产业是重工业的基础，但在1949年，中国粗钢产量仅有15.8万吨，甚至不够每家每户打一把菜刀。1949年至1952年三年经济恢复期，党中央将重点抓好鞍钢、本钢、重钢等钢铁企业恢复投产作为钢铁工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除了设备、木材、电缆、车队等物资上的支持，近两万名干部、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和各类技工从祖国各地奔赴鞍钢。1949年，鞍钢第一炼钢厂2号平炉炼出了新中国第一炉钢水。
1953年底，苏联援建的鞍钢“三大工程”——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七号炼铁炉相继竣工，“一五”建设的号角吹响，也拉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序幕。
从20世纪50年代起，鞍钢先后向全国各地输送钢铁产业人才约12万人，先后支援建设了武汉、包头、酒泉、湘潭、本溪、唐山、重庆、攀枝花、昆明等地的20余家大型钢铁企业，帮助了北京、内蒙古、安徽、广东等13个省区市发展冶金工业。
全国钢厂建设如火如荼，儿歌《小燕子》里耳熟能详的歌词“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描述的就是当时“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场景。
钢铁工业的全面恢复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在苏联的援助下，以能源、冶金、化工、机械、军工等为主的156个项目陆续投入建设。
为了形成飞机制造能力，国家投资10.94亿元，把13个航空工业项目（飞机、发动机制造厂4个，机载设备制造厂5个，飞机、发动机修理厂4个）列入其中。
新中国第一个歼击机制造基地——沈阳飞机修理厂（后改名为松陵机械厂，现航空工业沈飞）在沈阳落成。为了掌握制造技术，并加快试制工作的进程，根据驻厂苏联专家的建议，飞机厂和发动机厂分别实行“4个阶段平行作业”法和“交叉平行作业”法。不到两年，新中国第一型喷气式航空发动机于1956年成功试飞。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的武器装备还被称作“万国牌”，1956年，中国兵器建设厂以苏联SKS半自动步枪为原型，开始了轻武器仿制、自主研制之路。多年来，“95式”枪族、7.62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等轻武器装备相继亮相，从“汉阳造”到“兵器造”，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始终用可靠精良的装备守护强国梦强军梦。
随着我国军事力量的增强，火炮体积和重量也不断升级，自行制造重型越野军车的需求迫在眉睫。
1974年11月，陕西汽车制造厂研制的延安250型越野汽车经过“严试验、缓定型”，终于迎来最终考验，和先进的法国吉比西、苏联乌拉尔越野汽车在永定河滩一起进行路面测试，两辆外国车分别陷入沙滩，而样车则轻松潇洒地转了一圈又一圈，还把两辆外国车给拉了出来。
与陕汽“延安”越野车类似，很多我国自主研制和生产的产品都有着非常本土味道和时代特色的名字，比如一汽的“解放”卡车、“红旗”轿车，中国兵器装备的“长安”汽车，中国中车的第一台国产蒸汽机车“八一号”，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等等。
1958年3月，毛主席在给第一拖拉机厂生产规划的电报进行批示时写道“拖拉机型号名称不可用洋名”，措辞从一开始的“不要”，改成了“不宜”，最后改为“不可”。主席在一个字上反复斟酌，正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对于自立自强的渴望半岛BOB。1959年，第一批13台“东方红54式履带式拖拉机”运抵黑龙江省的北大荒军垦农场，“东方红”这个名字很快传遍了祖国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农业。
1960年，经过两万余名建设大军四年的昼夜奋战，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中国一重前身）在松嫩平原上拔地而起。坚持边基建、边准备、边生产的原则，工厂在当年5月完成了为包钢设计制造1150毫米初轧机和12500吨自由锻造水压机的任务。两大产品的成功，结束了我国不能独立生产成套重型机器的历史。
这一时期，相比重工业，我国轻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相对滞后，主要生产一些基本的生活消费品，且种类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农业领域也主要侧重于保障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
中粮集团的前身——华北对外贸易公司想方设法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小麦、大米、玉米、动植物油、食糖等粮油食品，及时运回国内，保障国内粮食供应。同时，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用一车一车的大米、小麦、罐头，换回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
当时，国有企业虽然在纺织、轻工、机械等传统制造业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国有企业逐步减少其中一些领域的投资和生产，将资源转向其他更具战略意义的领域。
在能源领域，大庆油田的发现甩掉了我国“贫油”的帽子，利用勘探开发大庆油田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国内相继建成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长庆油田等一批较大型油气田，油气产量连上新台阶。1987年，随着塔里木盆地、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柴达木盆地和沿海石油勘探获得重大突破，中国石油工业也再次掀起了油气管道的建设高潮。中国海油、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相继成立，逐步开启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综合利用资源之路。
1977年，党中央、国务院从实现我国钢铁工业现代化，推动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全局出发，作出了举全国之力建设现代化宝钢的决策部署。
宝钢也没有令人失望。按国家统计口径计算，投产10年后，原始资本增值了1.2倍。宝钢三期工程建成投产后，公司业绩再度大涨。2015年，宝钢股份湛江钢铁基地投产，兑现了“不仅要管好一个宝钢，而且要上交一个宝钢，将来还要自主再造一个宝钢”的承诺。
作为当时我国22个成套引进项目中最大的全套设备引进企业，宝钢的建成使中国钢铁工业技术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至少缩短了20年。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功率火电机组只能依靠国外进口。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厂在没有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向国内首台30万千瓦汽轮机发起挑战。严重的让研发工作屡屡受阻，为了筹集资金，东方汽轮机厂开始承揽制造菜刀、大门等业务，将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汽轮机的开发中。1983年，被誉为“争气机”的我国首台30万千瓦汽轮机研制成功，成为我国大功率发电设备制造国产化奠基之作。
进入新世纪，钢铁、煤炭等传统产业的国有企业面临产能过剩等问题，加快了淘汰落后产能、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的步伐。
神华集团关闭了一些生产效率低、安全隐患多、经营成本高的煤矿。华能集团逐步淘汰了落后的小火电机组，并对留存的大型火电机组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和节能升级。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一些高新技术领域的国有企业逐渐起步，新兴产业开始萌芽。
1970年，为解决未来上海和华东地区的用电问题，核电站的建设被提上日程。经过20年的筹划和建设，1991年12月15日，中国自行设计、建造和运营管理的第一座30千瓦压水堆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半岛BOB，首次并网发电，中国核电从这里起步。
2006年，国家电网提出了“西电东送”战略，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08年，开始建设首条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京沪直流1000千伏输电工程。截至2023年年底，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央企共建成39项特高压输电工程，跨省区输电能力超3亿千瓦，累计送电超3万亿千瓦时，累计减排二氧化碳31.8亿吨。
如今，中国不仅是全球唯一掌握特高压核心技术和全套装备制造能力，并将其投入商业化运营的国家，也是特高压输电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者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资本加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
可可托海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被列为“国家一级机密”区域，代号“111”，当地矿脉中探明的锂、铍、钽、铌、铯等稀有金属是制造、氢弹、卫星等不可替代的尖端原材料。与“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等的工作人员一样，由于国防工业的特殊要求，新疆有色职工的生产和生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保密状态，他们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稀有金属矿山，培育了新中国第一代少数民族产业工人。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只能生产十余种有色金属，到1962年掌握了全部64种有色金属提取和加工技术，再到今天建立了完整的有色金属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一有色金属大国，中铝集团、中国五矿、中国有色、中国有研、铜陵有色、紫金矿业等国有企业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盾构机被称作“工程机械之王”，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自2002年盾构机研制被列入“863计划”，经过20余年的努力，我国盾构机产业链不断完备升级，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如今半岛BOB，中国盾构机占据了90%以上的国内市场、近70%的全球市场。
国务院国资委高度重视国企科技创新和战新产业发展工作。从2021年起，把央企的科研投入视同利润进行考核；2023年相继召开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会和中央企业深化专业化整合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题会，大力推动国资央企加快调整布局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国投、中国诚通和中国国新等企业积极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优势，通过推动央企专业化整合、发起设立创新基金等方式，积极带动企业创新水平提升。
近年来，中国国新投资了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国产智能芯片龙头企业寒武纪、领先的芯片测试设备研发企业华峰测控等企业，着力培育了中核二三、国货航、中广核风电、潍柴动力等一批在细分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领先企业。
国投罗钾仅用不到4年时间，从帐篷试验到工业试验厂建成投产，创造了世界钾盐开发史上的奇迹，成功打破全球钾肥市场的国际巨头垄断局面，将我国的钾资源进口依赖度从70%降至50%。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大力发展工农业，服务业处于辅助地位。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企业纷纷进入中国，面临着招聘、人事管理等方面的难题，敏锐捕捉到这一市场机遇，中智集团于1987年成立，成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先行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茁壮成长。202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4.6%，连续9年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
物质的充足带来了人民群众丰富的精神需求，世界那么大，都想去看看，旅游业迎来了高速发展。中国旅游集团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事服务的“三驾马车”逐步成长为唯一一家以旅游为核心主业的央企。在香港和澳门陆续回归后，港澳和内地同胞交流往来日趋频繁，中国旅游集团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国有企业还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不断进行专业化整合，尤其向能源、军工、信息通信等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领域集中。
2021年12月6日，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大力推动下，以原中国铁物与中国诚通物流板块的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包装有限责任公司4家企业为基础整合而成的中国物流集团成立，东航、中国远洋海运、招商局作为战略投资者，以现金方式出资。
新组建的中国物流集团经营网点遍布国内30个省（区、市）及海外五大洲，拥有大量库房、料场面积，以及铁路专用线条，整合社会公路货运车辆约300万辆，国际班列纵横亚欧大陆，为维护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
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我国四通八达、穿山跨海的便利交通。“要想富，先修路”，简简单单的六个字概括了交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曾经，广东销往香港的海鲜陆路运输需要3个小时，水路运输需要10多个小时。2018年，由中交集团、中国中铁、中国铁建承建的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通车，从香港至珠海、澳门，陆路车程缩短至45分钟。
2022年6月，和若铁路正式开通，由和若、南疆、格库三段组成的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正式开通运营。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参建国企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死亡之海”克拉玛依沙漠上，奇迹般地建了一个“闭环”，南疆地区出疆距离缩短了1000多公里。
截至2023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5.9万公里，全国公路通车里程543.68万公里，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82万公里，港口生产性码头泊位达22023个，民用运输航空机场总数259个。“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国企是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排头兵”，助力我国新型基础设施规模处于全球第一梯队。除了在交通领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今天的中国能享受到全球质量最好、价格最优的移动通信服务，也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信央企从“半部电台”一步步奋斗建设而来。中国铁塔组建十年来，使新建铁塔共享率从14.3%提高到85%以上，节约土地6.5万亩，减少行业投资2085亿元，节省运营费用1600亿元，成为国企行业专业化整合的优秀案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作出新的部署，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中提到，要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统筹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加快调整存量结构，优化增量投向，加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领域的投入布局，增加医疗卫生、健康养老、防灾减灾、应急保障等民生领域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增强重要能源资源托底作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