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BOB其二，与国有经济在市场上争夺经济剩余的非公有经济日子不但不会好受，也必然会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取缔，非公有经济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同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一样，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新民主主义政策也放弃了，这一放弃的结果就导致了非公有经济的急骤收缩和严重衰退，当然等人一度察觉了这个问题，某个时期也曾局部调整过经济政策，但实际上只要不放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传统体制的强烈要求就会成为惯性力量，逐渐形成的计划经济凭借体制优势和政策环境，自觉或不自觉地对非公有经济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淘汰。到后来的“”和“”，由于更“左”，非公有制经济基本被取缔了，给社会就业、商品流通、商品供给、人民生活等都带来了严重困难。
其三，由于没有市场竞争机制，非公有制经济的缺失，导致许多国有企业和农村合作社效率低下，没有竞争力。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在初期或一定时期内均有不俗的绩效，但长期排斥市场和竞争所带来或积累的弊端陆续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显露出来，并逐步恶化。尤其是缺少非公有经济的竞争力量，国有企业独霸天下，各方面都离不开国家的扶助和帮助，而国家的“父爱主义”倾向也把国有企业等同于政府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没有创造“利润”的积极性，企业办社会，严重缺乏效率，也变得没有自生能力。而靠政治力量促成的农村合作社由于缺乏激励，同时也解决不了监督问题，导致了“出工不出力”，农业产出十分低下。
其四，在国家要素禀赋不具备的情况下，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经济的停滞和恶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教训来看，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不仅没有实现赶超，甚至还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我们可以从苏联、中国、印度、巴西以及东欧国家的代价找到充分的证据，教训沉痛。而没有实施赶超战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比较注重自己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都先后实现了经济起飞。反复的比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虽然有实行的多种理由，但由于严重忽略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急于求成地人为扭曲价值规律，压抑非公有经济，这种畸型的产业政策，实属毕其功于一役的冒险，即使倾国力而为之，也难以为继，不宜长期实施，而是应当逐步调整，改善经济结构的比例关系。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停滞和恶化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事实上，“一五”计划尚未结束，决策层就试图做有限调整，已经说明这个选择有纰漏。其实，即便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差不多一年之后，关于经济建设的步骤，仍旧主张“除开必要的国防”，应该是“首先恢复农业及一切可能恢复的工业，其次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少数必要的重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看来，朝鲜战争并没有根本影响刘的思路。当然，还有周恩来，很快因为受到的指责而“服从”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他们重新观察局势以后的“心悦诚服”呢？事实上，周恩来甚至在说明“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还在告诫“只看到重工业而不看到轻工业，那就会犯错误”，仍然强调“必须相应地发展农业”，“农业发展的速度要与工业发展相适应”。这表明，当年不一定没有第二种选择的可能；至少并不是没有第二种选择的声音。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曾使苏联成为战后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形成均势的大国，但苏联走向衰落并最终崩溃的教训也恰恰在于没有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工业发展战略。在建立了发达的重工业体系、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强大基础之后，却没能及时地将工业发展战略从重工业优先调整到大力发展轻工业、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来，经济增长的模式也没有及时地由粗放型调整到集约型上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训也是财富。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都有一定的时效性，一旦这种模式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或者说这种发展战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进行改革。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一定时期内即使是必要的，但也不等于长期是必要的、有效的。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而忽略自身的要素禀赋不调整，最终结果必然会导致产业结构的畸形，而缺少和谐增长基础的经济必然会造成产业无法配合协同，“鹤立鸡群”的产业就会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也难以担负起推动整体经济发展的重任。靠“禁欲”实现高积累低消费，也不能真正解决资本的积累和再生成问题，久之也无法扩大再生产，只能导致人民生活的极度困难。长期的城乡分治，落后的三农问题久拖不能缓解，社会矛盾逐渐从点到线，再到面，社会稳定都成为严峻问题。总结历史的教训，后来的领导人深刻地感到，在世界能够维持和平发展的年代，社会主义摆脱贫穷，不能靠理想和激情，不能急于求成，应当遵从要素禀赋，通过改革开放，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逐渐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道路。
有一种假设，就是中国把当时的国际环境看得过于紧张了，美国人也未必对中国长期敌视的，中国与美国的双方都打的是“盲拳”。如果不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而是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继续下去，也可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可能也不至于国家政权被颠覆，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发展经济呢？事实上，在1950年的一份手稿中也曾有个假设，“如果我们配合世界保卫和平的力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障了世界的和平，也就是说，保障了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那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应该是怎样的呢？”“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已有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器化。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①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的出兵，使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历史不便和不能假设，我们也无法推论如果是这样，美国人会如何？苏联人会如何？而又会怎样？而蒋介石又会怎样？
也有学者提出，自从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支持自由贸易以来，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体完全通过实行比较优势战略从弱国发展为强国的先例。李斯特时代的德国和汉密尔顿时代的美国，相对于当时的先进国英国而言，其比较优势是农业，而处于幼稚阶段的工业属于比较劣势。如果当时的美国、德国完全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就可能没有今天强大的美国与德国。这种看法也是批评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佐证。这样归纳是否妥当？对这些问题如何看？还需要深入研究。
我们认为半岛BOB，从理论上看，发挥比较优势对一个经济体的成长是非常关键的，也是明显优于要素短缺情况下的赶超战略的，在实践中也有支持的例证。在世界和谐与和平发展成为主流的年代，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应当尊重比较优势原则，也具有发挥比较优势的长时间的环境和条件，同时也要强化科技自主创新，积极寻求竞争优势，中国更应当这样。但在国际社会处于战争或冷战的年代，政治因素就可能大于经济因素，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压迫下，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可能就是必需的，也是有道理的，但缺点是时间过长，后来超过了限度，走了极端。
